医生都能做什么?怎样才算是一名好医生?


在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宁晓红27年的从医时光里,这两个问题一直伴随着她。如今,她走在一条名为“帮助”的路上,也慢慢找到了心中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你是否也曾被这种痛苦啮噬过?


作为医生,我们经常要和各种身体指标打交道。那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符号与数字,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患者的情况。但是,从一名年轻医生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大夫”,其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却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痛苦并不是长期的夜班或加班带来的身体上的疲累,而是遇到无解的问题时,源于内心的困惑与煎熬。

在我做住院医师第一年时,曾遇到过一名患淋巴瘤的21岁男孩。他当时已接受过很多治疗,身体已经难以承受。记得那一天,我值班时的任务就是帮他扶着氧气面罩。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近到他每一次呼吸时,我都能清晰地看到喷在氧气面罩上的血点。

男孩艰难地喘着气,每一次都变得更加微弱。一个年轻的生命一点一点地在我面前消逝了。

现在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我做得很不好。纵使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我也可以好好帮助这个男孩。可我当时并没有跟他说过话,也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哪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后悔、自责……只叹那时的我太懵懂了。

后来,我完成了6年的内科轮转,进入第一个专科——肿瘤内科,一干就是12年。其间,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那些治愈出院的患者背影,而是我无法治好的患者。

田大哥50岁出头,食管癌晚期,从老家来到协和医院肿瘤内科做化疗,每隔3周住院一次,每次都要持续四五天。化疗后,他经常会恶心、没力气、吃不下饭,还出现了很严重的打嗝现象。

田大哥经常无助地问我:“宁大夫,我为什么总打嗝呀?求您赶快帮帮我,我太难受了。”我请教了很多老师,希望能缓解患者的痛苦。这种共同对抗疾病的经历,让我和田大哥之间产生了很深的情感联结,我们很多时候就像亲人一样。我非常希望他的病情能够得到控制,但天不遂人愿,田大哥的肿瘤还在不断发展,并扩散到了全身各处。他的体质越发虚弱,很难再接受化疗了。

田大哥的兄长找到了我:“宁大夫,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一个方案不行就换第二个,第二个不行再换第三个……”

那种对生充满渴望,同时又十分绝望的眼神令我于心不忍。医生能有多少治疗方案可换呢?即便有,化疗的副作用就摆在那里,田大哥的身体也受不了啊!

我非常难过。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好医生,可面对晚期肿瘤,我却没办法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不断啮噬着我的心,让我非常压抑。医生职业耗竭大多源于此,不仅是我,我的同事们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在面临很难治愈的疾病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究竟是什么在治愈患者?


机缘巧合下,我接触到了缓和医疗。我开始明白,医学的意义不局限于治愈。对于那些我们治不好的疾病,设法减轻患者身体上的痛苦,让他们的心理获得平静,陪伴其安详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也是医学要做的事。我也开始主动走近患者,倾听他们的故事。

那天,我接诊了一名五十多岁的女性患者。在沟通中我了解到,患者的丈夫刚刚被诊断为间质性肺炎。

“看到他憋得慌,总是呼哧带喘的,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每次看他喘,我也特别害怕,外面有什么声音我都会吓得不行。晚上睡觉总觉得气不够用,必须打开窗户透气……”她说。

“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我问。

“我有2个女儿和1个儿子,小女儿特别听我的话,可她刚做了乳腺手术……”患者回答。

我轻轻抚摸着她放在诊桌上的手:“您真是太不容易了。”

听了这句话,她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流下来,随后继续说起家里的大事、小事。在倾诉过程中,在场的人都掉下了眼泪。

了解到患者经济困窘,我只针对病情给她开了两个排除器质性疾病的检查。当我起身送她出门时,她突然抱住了我,边哭边亲吻我的脸。

我知道,也许从没有人听她说过这些压在心底的苦楚,但那一天,她却可以尽情地把这些负面情绪都宣泄出来。能帮助这名患者的,绝不是一句“你没什么病,可以回去了”的诊断,而是一种看似在医疗行为之外的、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在我的诊室里,经常会有患者洒下眼泪,而我的眼泪常常比他们还要多。这种真情流露既是对患者和家属的一种理解,也代表了我所能给予的支持。于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便牢牢建立起来了。

当我将这些所知所感应用于重病患者的照顾上,结合充分的症状控制、心理社会灵性支持和哀伤陪伴,在某一刻,患者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痛就得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治愈”。其实,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同样治愈了我。我终于明白,作为医生,我们不得不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但我们也在痛苦中成长着。

你会在何时谈及临终患者的“未来”?


多年来,我在医学上帮助了一个又一个重病患者及他们的家人。反过来,这些人也在用生命教导我,让我看到人是如何经历疾病和死亡的过程,一个家庭又是如何齐心协力渡过难关的。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颈部有巨大肿瘤的老人。他刚完成右耳肿瘤的切除,手术伤口还没有长好,肿瘤就已复发,并以飞快的速度生长,几乎一天一个样。与此同时,老人的肿瘤已经开始破溃,他疼得不行,伤口一直在出血。

因为肿瘤正逐渐侵犯咽喉部,老人睡不着觉,后来连吞咽都很困难。但即便如此,老人还是坚持说:“我不去医院。”不得已,他的儿子只好在家里为他换药。

我知道,止好疼、止住血、吃好饭才是目前这位老人最需要的。我为他开具了止痛药物,联系缓和医疗组的护理人员上门指导换药。为了持续帮助家属在家中照顾老人,我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并告诉老人的儿子,尽量满足父亲的愿望,同时把身后事也安排好。

在生命最后阶段,老人虽然经历了很多痛苦,但因为颈部的疼痛减轻了,他得以好好地和家人、朋友告别。此时,我感受到帮助生命末期患者走好最后一程的意义有多大。

多年前,协和医院有一名退休职工长期患有慢性肺病。他很早之前就跟自己的老伴儿说过:“如果我到了那一天,不能自己喘气了,你不要给我插管、上机,我不想遭那个罪。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见多了,我不要这些……”

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他的二氧化碳分压很高,氧分压很低,发生了呼吸衰竭。医生问家属:“插不插管?”老伴儿说:“插!虽然他说过不想,但我还是舍不得……”

这位老职工就这样被插上了管子,一插就是好几年。因为神志还比较清楚,他经常想要拔掉管子。无奈,家属只能绑住他的手。一次,他用口型对自己的老伴儿说:“我恨你。我说过不要这些,你不听……”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会在这位老职工出现呼吸衰竭,还没插管时就和他及家人谈“未来”。我会将患者的生前预嘱作为我与家属沟通的指引,尽力朝着减轻患者痛苦,减少家人的纠结,帮全家一起做一个大家都不后悔的决策的方向去努力。因为我知道,有时候插管、多活,并不是医学的唯一目标,患者和家人对高质量生命的期许才是我们医者的努力方向。

说了这么多故事,其实我是想说,缓和医疗是一个医学回归的过程。我们的医学崇尚新技术、新药、新进展,但有时却把一些同样重要的东西落掉了、淡化了。我希望大家常常提醒自己,病中的人是很痛苦的,是需要倾听、支持的,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更是需要我们帮助的。所以,技术的尽头并不是医学的尽头。

27年前,我曾问自己:“医生究竟能做什么?怎样才算是个好医生?”

27年后,我走在一条名为“帮助”的路上。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文: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 宁晓红

点赞(0)

评论列表 共有 0 条评论

暂无评论

微信公众账号

微信扫一扫加关注

发表
评论
返回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