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披露决算情况，运营持续承压

2024年度公立医院决算报告密集披露期，收支数据的结构性矛盾成为行业关注焦点。国家卫健委财务司同期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平均收支结余率较上年下降 0.8个百分点，其中 62% 的地级医院呈现收不抵支状态。与此同时，安徽省财政厅与卫健委联合印发的财政补助改革方案引发行业震动--自2026年起全面取消按床位定额补助，财政资金将按医疗质量、成本控制、患者满意度等12项绩效指标精准核拨。在 DRG/DIP 付费全面覆盖与医疗成本刚性上涨的双重作用下，公立医院传统运营模式正遭遇系统性挑战，决算数据背后的深层运营逻辑亟需重审。

决算数据的细分维度揭示，医院运营压力并非简单的“增收乏力”，而是收支两端的结构性错配。收入端呈现 “三降一升” 特征：某东部省份三甲医院数据显示，2024年药品收入占比降至 14.7%，较集采政策实施前下降11个百分点；检查化验收入占比因 DRG 控费压缩至 22%；财政补助占比从 8.3% 降至 6.1%；仅手术与护理等劳务性收入占比微升2.4个百分点，但不足以弥补缺口。支出端的刚性约束更为突出，人员经费成为最大支出项，中南地区某三甲医院决算显示，医护人员薪酬总额达 2.3 亿元，占总支出的 42%，较上年增长 9.2%，这与宁夏等地反映的 “医疗服务价格 10 年未调，劳务价值未充分体现” 形成直接呼应。设备购置与维护成本同样持续高企，某省级肿瘤医院全年设备折旧与维保费用超 8000万元，占医疗支出的 15%，更值得警惕的是债务结构风险，中部某地级市第一人民医院负债总额达 3.2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占比 58%，而货币资金仅能覆盖3个月流动负债，流动性危机隐患已逐步显现。

这种收支失衡的背后，是政策调整与市场变化形成的双重挤压，首当其冲的是2025 年 DRG/DIP 付费在全国医疗机构的全面落地，这一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医院的收入生成逻辑。以往 “按项目收费” 模式下的 “volume-based revenue”（规模导向收入）被 “case-based payment”（病例打包付费）取代，某三甲医院病案科数据显示，2024 年该院有 18 个病种组出现医保支付不足，平均每个病例亏损 2300 元，其中神经外科复杂手术组单例亏损最高达 1.2 万元。这种 “超支自担” 机制迫使医院重新核算每个病种的成本底线，以往通过扩大服务量弥补利润的路径基本走通。安徽的财政补助改革并非个例，而是全国财政投入优化的缩影，传统按床位、人员的 “基数法” 补助存在明显弊端--某县级医院曾通过扩张床位从财政获得额外补助 300 万元，但床位使用率仅为 65%，资源浪费问题突出。新绩效导向机制将 80% 的财政资金与 CMI 值（病例组合指数）、三四级手术占比、分级诊疗落实率等指标挂钩，倒逼医院从 “规模扩张” 转向 “质量提升”，但过渡期的阵痛不容忽视，某试点医院因绩效指标未达标，2024 年财政补助减少 210 万元，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压力。此外，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滞后性成为成本传导的堵点，宁夏卫健委数据显示，当地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40% 以上已10年未调整，而同期人力、耗材成本累计上涨 45%，以某骨科手术为例，2014年定价为 3200 元，2024年实际成本已达4800元，价格倒挂导致医院陷入“提供服务越多亏损越大” 的悖论。

面对这样的困境，部分医院在决算数据中呈现的管理创新，为行业提供了可借鉴的转型样本。在成本管控层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构建的“四维数据量化管理体系” 成效显著，通过对 36 个临床科室的耗材使用率、床位周转率等 18 项指标实时监测，2024 年行政后勤开支同比下降 12%，而临床一线资源投入增加 8%；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则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搭建智慧管理平台，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年节省维护成本 320 万元，设备使用率提升 25%。学科布局优化同样成为收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抓手，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聚焦呼吸学科优势，通过建设国家医学中心与重点实验室，2024 年疑难病例收治率提升至 38%，CMI 值从 1.2 升至 1.5，相应获得 DRG 付费系数上浮 12% 的政策倾斜，专科收入同比增长 18%；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推行的 “平台筑巢、人才造血” 模式也值得关注，其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培育的临床研究团队，2024 年转化医学收入达 4500 万元，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政策协同创新也在形成支撑体系，DRG 付费体系中新增的 “特例单议” 规则，为复杂病例救治松绑，某心脏中心全年通过该规则获得额外医保支付 480 万元，有效缓解了重症救治的成本压力；安徽的绩效补助政策明确将30%的资金定向支持专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某县级医院借此引入微创技术团队，相关手术收入增长 30%，形成 “政策激励-能力提升-收入优化” 的良性循环。

2024年决算数据所呈现的运营压力，本质是公立医院从“规模扩张型” 向 “质量效益型” 转型的必经阵痛。当 DRG/DIP 付费重构收入逻辑、财政补助强化绩效导向、成本要素倒逼管理升级，粗放运营模式已无生存空间。从广东省二医的数据化管理到广医一院的专科深耕，这些实践表明，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正从 “资源占有” 转向 “效率提升”。唯有将压力转化为管理革新的动力，通过精准成本管控、优化学科布局、深化技术赋能，才能在医疗改革的深水区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