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医诊疗技术的迭代升级迎来了新的机遇，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辅助诊疗系统可以有效提高县级中医医院诊疗的技术水平、服务质量与诊疗准确性。文章从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的县域应用现状出发，梳理了人工智能赋能县级中医医院提升诊疗水平过程中,在设备引进、业务资质、伦理安全、医疗安全等关键环节的潜在问题与风险，并提出规范准入流程、严格资质监管、强化隐私与伦理安全、规避医疗纠纷等风险防控策略。

关键词:人工智能；县级中医医院；中医诊疗；风险防控

县级中医医院作为我国分级诊疗服务体系中的重要枢纽，起到承接大型综合医院和引领乡镇医院的重要作用，承担着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中医医疗服务、治未病特色服务等重要任务，在疾病预防、疾病初诊和康复保健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守门人”。近年来，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明确“强县域、强基层”医疗资源基层下沉的政策导向。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与中医药结合是必然趋势，以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为依托开展诊疗工作，不仅能够提升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还能有力推动中医诊疗及健康管理服务的发展，为县级中医医院探索智能化、科技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崭新方向。

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机制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的通知》(国卫医政发〔2024〕19号)，强调推进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在基层的应用。2024年8月，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中医药医政发〔2024〕7号)明确指出积极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笔者利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输入“人工智能”“基层医院”“县级中医医院”等关键词，检索近5年发表的有关人工智能赋能医院提升诊疗技术与服务质量的相关文献，共筛选出46篇，研究内容多聚焦于智能处方的开具、临床诊疗平台的应用、数智化中医的顶层设计、专科疾病的智慧诊疗等。但实践中，基层地区正积极展开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相关探索,而中医人工智能产品赋能县级中医院的行为规范仍存空白，因缺乏规范而产生的隐患逐渐凸显，在助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法律与伦理风险。本研究从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的县域应用现状出发，以国内法律法规为指引，剖析人工智能赋能县级中医医院辅助诊疗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问题，探究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及机制，探索设备引进、业务资质、伦理安全、医疗损害等挑战的应对策略，以期助力提升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在县级中医院应用的规范性、安全性与有效性，促进基层中医医院诊疗技术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

1 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的县域应用现状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是基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构建的智能化诊疗决策支持系统，辅助医生智能问诊、智能辩证、智能开方、智能审方，为医生提供诊疗建议。中医类辅助诊疗系统一般基于医学影像和患者病历文本两类数据学习构成智能辅助中医诊断的技术基础。通过整合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经验形成智能辅助中医决策的核心能力。同时依托远程医疗、5G通信与云计算技术，不仅突破传统面诊的空间限制，构建智能联动问诊复诊创新模式，有助于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状况，逐步实现医疗资源合理下沉，使中医服务效率、医疗服务质量和中医诊疗竞争能力整体提升。

1.1 智能辅助中医诊断

四诊(望、闻、问、切)是中医诊察疾病、收集病情信息的基本方法。传统四诊方法不仅会受到温度、光线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还依赖于医生的主观观察和感受。随着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等技术的融合，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设备的应用有助于摆脱主观因素限制，帮助分辨特异类病症,为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诊疗服务。随着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设备类目日益丰富，中医诊疗可视化、智能化相关研究也在逐步拓展，如舌象分割模型特征研究、口腔呼气气味图谱特征研究、中医动态交互问诊与智能辨证研究、脉象模型理论探析等。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的研究不仅实现了中医“望闻问切”全阶段诊疗智能化，还为中医辨证诊断提供客观依据，进一步辅助医生进行精准诊疗。在实践中，搭载舌象识别、面色分析、智能脉诊及体质辨识等模块的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设备，通过智能化技术快速采集四诊数据，显著缩短单个患者诊疗时间、提升服务效率，为区域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中医诊疗服务。例如凤庆县中医医院引进人工智能一体机体质辨识仪，内含面部、舌部、脉象等影像采集筛查功能，结合304种疾病中医辨证方法提供智能问询服务，量身定制健康信息，帮助患者积极进行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县级中医医院结合中医诊疗的可视化与智能化发展成果，逐步落实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设备的引进，有助于促进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诊疗手段深度介入诊疗的全过程，推动基层建设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医院。

1.2 智能辅助中医决策

中医患者病历资料、临床指南、古籍医案以及循证医学等先进研究成果是中医诊疗的必要参考。人工智能可以依托上述核心资源进行学习与判读，借助病历关键信息提取、语义分析、相似数据匹配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疾病预测、疾病识别和诊疗建议等任务,输出适宜的诊疗方案，辅助医生进行诊疗决策。通过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与机器学习算法相结合,可以实现对疾病的早期风险预测，从而筛检高风险个体，帮助医务人员对高危个体制定针对性的近远期治疗方案。我国县级中医医院常呈现“大专科小综合”型办院模式，中医辅助诊疗系统可为非优势病种、罕见病等患者的诊疗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智能辅助系统可以在患者的主诉、现病史、辅助检查及其他病史的基础上推荐疑似疾病,对危急重症进行提示,根据患者病情描述推荐疑似罕见病及相关疾病的鉴别诊断，继而在诊疗过程中为基层医生提供中医智能诊断与开方辅助，使其获得老中医、名中医同等的技术能力，提升其诊断准确度。例如绵阳市游仙区引进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人工智能诊疗系统，将上百名全国名中医经验路线与辨证路线交织使用，能够处理935种症状、53个基础证素和28个特殊证素、2114个证候，并提供1321种治则、2477个方剂和836种中药的参考选择，其四诊信息自动适配的诊疗模式和独特的“症—证—理—法—方—药”步进式引导模式，便利基层医生的学习与实践。此外,同西医诊断相比，中医诊断方便、无创,但诊断过程中基于经验和学术流派不同，相应的诊疗特色也有所差异，在规范性和精准性上存在一定出入，中医类人工智能设备的辅助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率，帮助患者尽早发现潜在疾病，提醒预警，并提供规范性的对症治疗。通过结合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智能辅助中医决策系统有效提升了疾病早期筛查和诊断的准确性，还为基层医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推动了中医诊疗的规范化和精准化发展。

1.3 智能联动问诊复诊

随着基层人民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增加，各地逐渐搭建起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服务平台。通过建立大数据中心，平台发挥网络信息化优势，以区域医疗辐射基层单位，帮助进行常见病、慢性病、易发病等病种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对于突发传染病防治及公卫事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的应用还促成当下热门的“远程诊疗”“智慧问诊”等概念,通过获取、传输与存储远程患者影像数据，为偏远地区患者提供及时的诊断服务，将“专家下沉”转化为“技术下沉”，增强中医诊疗方案的可及性，促进中医基层诊疗水平的提升。当智能辅助诊疗软件在多家医院联动使用时，还可以实现报告的标准化与互认互通，对于提高就诊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大有裨益。此外，鉴于中医药剂的一次性开具不宜过多，还存在用药的周期性调整，县级中医医院可以借助智慧平台与智能辅助诊断软件为患者提供随诊、复诊、调药、用药等诊疗服务,保障中医药医疗效果,在线解决常见病、慢性病、易发病等多病种患者的常见问题。例如汤阴县上线中医智能医共体平台，促成智慧问诊、技术下沉，覆盖全县域公立医院、10个乡镇卫生院及23个村卫生室，已服务8650余人次，配送中药汤剂8.6万余袋，实现中医便看诊、报销免起付、中药免费送，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搭建中医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可以切实解决基层医疗难题，形成智能化、远端口、高联动的融合医疗诊断系统，为患者提供便利、快捷和高效的医疗服务。

2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赋能县级中医医院的潜在风险

在数字化医疗蓬勃发展的当下，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为县级中医医院带来了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的新契机。然而,由于中医诊疗体系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模式，该系统在落地过程中并非坦途，潜在诸多法律与伦理治理风险。

2.1 产品引入风险

社会捐赠有助于完善公立医院投入机制，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例如榕树家联合河南省上蔡县中医院，捐赠中医“素灵”AI辅助诊疗系统；深圳问止中医携手喀什市自贸试验区医院,捐赠“人工智能中医大脑”系统账号；南京大经中医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华慈善总会达成合作，向陕西省15个经济较弱县的中医医院捐赠“名老中医智能辅助诊疗(学习)系统，推动地方中医药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进程。通过此种方式捐赠设备，一方面可以有效填补基层中医院医疗诊断的设备空白，在特殊情况下提升诊断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新兴人工智能医疗设备的市场空间，实现投资价值和社会效益双赢。但是，在实践中仍需识别以假借租赁、捐赠和投放医疗器械，捆绑配套设备销售或捐赠后定向采购等行为。例如在张保市监案〔2019〕0076号中,监管部门认为与“买医用耗材”挂钩的“赠医疗设备”并非真正的捐赠资助，而是假借免费使用名义，行实际经营之实，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机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贿赂行为。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规定，“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捐赠医疗设备所附义务可以是要求医院只能将设备用于公益事业、公开设备使用和管理情况、不得通过转卖等方式营利等，而不能是要求医院必须从赠与人处购买试剂耗材等意图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的义务。

当公立医院通过招投标形式引进人工智能医疗设备时，还需警惕医疗采购行贿串通投标或第三方陪标等行为。《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国卫医急函〔2024〕101号)聚焦关键招采环节，要求优化内部管理体系，严查假借捐赠资助、科研合作、试验推广等形式捆绑销售和“带金销售”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相关学者研究，公立基层医院与公立二级以上医院的贪污受贿数量走势与总体走势基本一致，医疗器械环节与药品环节是贪腐发生的主要环节。企业作为商业主体，天然具有逐利性，其研发和推广人工智能医疗设备的背后，是期望通过市场销售获取利润回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逾越合理界限。医疗行业肩负保障民众健康的社会责任，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安全、有效、公平且可及的医疗服务。在这种矛盾下，借助商业贿赂手段排除他人竞争优势而引入的中医人工智能诊疗设备或并非符合其基层诊疗需求，在公益性和盈利性的平衡中，可能会严重阻碍了人工智能诊疗设备在县级中医医院的良性应用。

2.2 合规应用风险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属于医用软件产品类，根据2021年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人工智能医用软件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其大多归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进入市场实行产品注册管理，并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批准，同时，需确保医疗器械在全生命周期下的产品质量安全。县级中医医院在引进辅助诊疗产品时需要明确其注册审批完整情况和资质期限等使用情况，警惕医疗器械合法合规使用问题，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81条、第84条和第86条的规定，禁止经营、使用无合格证明文件、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或者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将受到相应处罚。在实践中，院方使用过期或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但属于医疗器械的医疗软件等行为，将受到行政处罚。例如在邵市监案字〔2021〕58号案中，某医院使用应当按照二类医疗器械管理，却并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等医疗器械合格证明文件的影像处理软件红医疗服务平台系统，被责令停止使用该违法违规产品，并处罚款30000元。此外，根据《国家限制类技术目录和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年版)》(国卫办医发〔2022〕6号)、《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和《人工智能辅助治疗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规定，院方开展临床应用的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活动也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技术、设备与医疗条件，避免授权资质与开展业务不相符等风险。

制度监管、基层实践与技术特性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业务资质风险的产生。在制度监管层面，现行医疗器械分类标准未充分适配中医诊疗特征，中医辨证系统依赖经验化知识图谱，与西医标准化诊断逻辑存在本质差异，可能导致中医人工智能产品陷入“监管套用”困境。在基层实践层面，县级中医医院受资源限制，存在未建立人工智能质量监测机制，普遍缺乏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当院方内部管理存在纰漏时，更易发生违法违规使用中医类人工智能产品的行为。同时,人工智能算法的动态演进性与基层静态监管或形成冲突，中医类人工智能图谱更新或循证系统升级后是否需要重新注册等问题，暴露出现行制度对“持续学习型”中医类人工智能在基层医院实践应用的监管盲区。

2.3 隐私伦理风险

在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使用的过程中,会涉及病历资料、个人信息、医疗健康信息等数据的收集和使用，高度集中化的数据将加快中医药信息化进程。一方面,利用中医药信息化有助于提升服务效率与准确率,通过针对性判断与治疗，可以预测潜在疾病并开展慢病健康管理，保障居民生活健康；另一方面，收集海量的一手社区健康数据，多元多维高质的数据融入循证证据库，为算法提供关键的指导，有利于传统中医疗法的标准化和精细化研究，为提供中医特色循证能力建设提供支撑。但是,医疗数据的收集涉及伦理与法律问题，对于医疗健康信息、病历资料等个人敏感数据，应履行充分必要的告知义务，取得患者的授权同意，并确保医疗数据安全,否则涉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医疗数据的使用与患者隐私紧密相关，处理不当则易引发患者个人信息的泄露或滥用风险，不仅侵犯患者隐私，更可能危及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当前中医人工智能产品面临“高质量数据饥渴症”困境，中医诊疗标准化所需的循证数据转化要求信息准确且多元，迫使数据应用在隐私安全与模型效能间风险性取舍，为规避法律风险，基层中医医院可能会在数据采集中过度简化症候描述，进而影响辨证模型的临床泛化能力。在此背景下，县域中医院是否具备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尤为关键。以运卫医罚〔2024〕7号案为例，运城新民中医院因医疗信息安全制度、保障措施不健全导致医疗信息泄露，依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受到运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警告并罚款10000元。基于技术进步引发的伦理问题一直是医学人工智能领域讨论的焦点，国内外关于医疗服务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已形成基本共识，随着中医诊疗标准化与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的完善，县级中医医院是否有能力进行伦理审查、应对伦理挑战，如何坚守伦理界限、底线与责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4 医疗损害风险

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使用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应当警惕医疗损害风险，根据侵权行为的来源不同，可以将侵权责任划分为：①产品责任类，如生产缺陷、运输仓储缺陷、算法缺陷等；②医疗损害责任类，如违反说明义务、违反知情同意、违反注意义务、违反诊疗规范致人损害等责任；③第三人侵权类和“多因一果”场景中上述无意思联络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导致侵权等类型。而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产品与手术机器人产品不同，其仅发挥“辅助诊断”的作用。

在理论上，人工智能领域还缺乏成熟的法律责任划分标准。在实践中，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的提示和结果需要与中医医生的主观判断结合并产生最终诊断结论，医疗辅助诊断错误产生的原因复杂，在个案中清晰认定人工智能系统的诊断结论是否存在缺陷较为困难，需要根据具体侵权来源、侵权行为、侵权结果、因果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在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过程中，医疗影像诊断机器人的制造商、销售者、所有者、使用者,甚至其他民事主体都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正因这种责任差异的存在易于引发患者对于人工智能规范应用的担忧，其可能诱使设计、监管和操作系统的人员通过合法途径规避责任。当县级中医医院医生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工具时，可能导致其专业判断能力弱化，甚至出现将医疗责任转嫁至技术系统的倾向。这种趋势不仅会降低医务人员主动防范诊疗差错的积极性，还可能因责任主体模糊化而影响患者获得医疗损害救济的正当权利。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不仅会加剧患者对医疗人工智能的疑虑，更可能使县级中医医院陷入新型医患纠纷的困境。因此,在推进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需审慎评估其潜在的伦理风险与法律争议，并警惕人工辅助诊断应用可能引发的损害风险。

3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赋能县级中医医院的风险防控策略

3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赋能县级中医医院的风险防控策略

基于中医诊疗体系特殊性及县域中医医院医疗场景复杂性，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在县域中医医院落地应用时，易于产生各类法律风险。在此情形下，进一步构建全面且精细的“准入控制—过程监管—伦理安全—责任追溯”风险治理框架，成为保障该系统平稳、有效赋能县级中医医院的核心任务。

3.1 规范准入流程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捐赠器械等生产实物能够帮助医疗机构提升诊疗技术，“自愿无偿”是卫生单位接受捐赠的核心原则，突出公益属性、避免贪腐风险是引进的首要目标。首先，县级中医医院应当提升合法引入设备意识，在接受企业或医疗机构捐赠时，需要经过单位领导集体或内部民主议事会议决议，严格核准捐赠主体的资格，预评估捐赠物资质量和资质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与要求，确保捐赠行为的公益性。其次，县级中医医院应当设立归口管理部门，明确捐赠业务流程，完善接收捐赠工作的组织架构，以内控为抓手，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安全性与接收必要性为导向，及时做好捐赠协议签订、实际接收、出具收据、使用记录与物资台账等工作。最后，县级中医医院需建立健全的捐赠信息公开机制，真实、准确且及时地向社会公众披露并持续更新智能辅助诊断产品的获赠情况，包括产品的接收数量、分配去向以及实际使用情况等详细信息，充分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随着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产品的普及推广，县级中医医院应当规范引入软件类产品的供应渠道。根据《政府采购法》有关招投标的规定,县级中医医院在需要引进新型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时可以公开进行招投标活动,采取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邀请招标、询价采购和集中采购等方式，给予医疗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严格执行采购结果公示制度，确保从项目立项到合同履行的全流程公开透明。无论采取设备投放合作、临床试用借用、社会公益捐赠等非传统采购模式，还是通过法定招标程序进行采购，均须建立严格的产品准入可行性论证机制，通过组建评估小组，重点审核产品引进适配性，从源头上防范利益输送等廉政风险，确保以技术创新驱动中医诊疗服务能力提质增效。

3.2 严格资质监管

无论是软硬件一体化的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还是独立软件类的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都可以统称为医疗器械，通过医疗器械产品的形式为患者提供诊疗或辅助诊断服务需要具有合规资质。一方面，建议政府出台中医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分类及审评细则，并建立动态注册更新机制,可以考虑实施“基础注册+迭代备案”双轨制监管，有效化解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在基层应用与监管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建议县级中医医院强化院内管理体系。首先，严格审核引进产品是否通过监管部门的注册审批和备案批准，确保产品技术安全。其次,建立“引进前论证—使用中评估—周期后评价”的全周期管理体系，实行人工智能产品扫码追溯管理，定期进行自纠自查，在机构内部实施质量控制，增强中医医师对辅助诊疗系统的信任度与熟练度。最后,在开展临床应用时需满足《国家限制类技术目录和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年版)》中有关医疗机构资质的相关规定,并由具备相应诊疗范围资质的执业医师提供诊疗服务。此外,尽管人工智能可以辅助青年中医提升诊疗质量,扩大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简、便、验、廉”的优点，但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开具相应中药处方的资质，智能诊断方案仅能作为辅助诊断的参考，最终诊断方案必须由有资质的中医医师进行确认，严禁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或使用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处方。相对于西医来说，中医诊疗更具有个体化与特殊性，强调每个患者的独特性和整体健康的平衡，无论何时均需牢记人工智能仅为“辅助诊疗”的手段，不能完全代替中医专家进行看病和治病活动。

3.3 强化隐私与伦理安全

医疗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数据与隐私方面的法律法规较为复杂。一方面,需遵循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在进行信息收集时严格恪守目的限制及最小化原则，并切实履行告知义务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另一方面，还需遵循医疗健康领域的特殊行业规定，诸如医疗健康信息、遗传资源信息、病历资料管理、群体诊疗数据以及试验数据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以此防范健康隐私资料的泄露风险。在实践中，县级中医医院可以建立智能病例信息数据库，采取去身份化形式储存相关医疗资料，统一医疗数据管理方法，严控数据访问权限，允许院内诊疗或科研脱敏使用，确保医疗数据存储及访问的安全可控性，在此基础上推行中医智能诊疗伦理溯源系统，通过数字水印技术记录数据使用相关情况，严格落实医疗数据隐私与伦理安全的责任承担。其次，县级中医医院应当加强伦理委员会基础建设，通过依托医联体机制，增加伦理委员会建设方面的帮扶协议内容，邀请中医医院的伦理审查专家及专职秘书进驻帮扶,以人工智能项目为着力点,对伦理委员会的硬件、人员配备及培养培训给予指导。同时,基于中医标准化未完全实现，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作为新生设备在个案中也可能面对伦理争议，县级中医医院应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中“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六项基本伦理要求为指导，培养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医技术相结合的综合型人才，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伦理审查队伍，及时关注相关伦理前沿问题,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应用的全生命周期，进一步保证中医智能化服务符合我国相关伦理规范和要求。

3.4 规避医疗纠纷

现阶段，县级中医医院辅助诊断产品的定位是辅助基层中医师开展疾病诊疗工作的医疗设备和软件系统。在法律层面，这类产品仅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无法独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旦发生人工智能中医辅助诊断产品侵权损害赔偿事件,责任将由产品的开发者、制造商、销售者、所有者以及使用者等特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承担。一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医类人工智能程序性审查，在进入市场前必须经过行政许可手续，流入市场后需接受专业医学会和医疗保险单位的监督，保证中医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产品的安全性与合规性。另一方面，排除其他主体不可控制因素外，县级中医医院可采取以下措施来规避医疗纠纷。首先,在不违背上位法律规章的基础上,县级中医医院应完善内部操作规则和技术要求相关的制度办法，填补上位法未涵盖的细节，使医疗行为有明确的规范可依，同时在损害发生时能够清晰界定责任方。其次,县级中医医院需强化事前技术规范性培训，增强基层中医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提前规避可能引发医疗纠纷的行为。例如医务人员在使用辅助诊疗系统前，应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征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必要情况下进行合理使用；使用过程中谨慎操作，不盲目依赖辅助诊断系统，坚持独立诊断，并妥善保管全过程病历资料。最后，县级中医医院应建立医疗强制责任险机制，并可考量设立补偿基金或者储备金作为补充，全面保障患者权益，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诉讼心理压力，确保患者能快速获得补偿,同时也倒逼县级中医医院更加重视患者安全，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深入发展保留空间。

4．结语

医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也必将引起诊疗模式的变革。随着数据的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深入，人工智能与医疗器械产品的结合会助力基层中医医生积累经验并拓宽诊断视野，提升县级中医医院整体诊疗技术与诊疗效率，帮助基层中医医院充分发挥基层“守门员”的职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难题。未来,鼓励县级中医医院积极参与中医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完善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应用管理与风险控制机制，提高县级中医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充分释放服务效能，便捷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以更高标准满足民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推动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