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朱政德 | 从适老化到数字适老化：趋势、问题与反思

一、研究缘起

《中国统计年鉴2024》调查发现：截至2023年末，国内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共计29697万人，占据总人口规模的21.1%，导致老年抚养比增长至22.5%，说明中国全面跨越了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关键分水岭，平均每4.4名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承担赡养1名老年人的义务。然而，囿于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持续近30年的“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心理状态遗留了强大的历史惯性，这使高速扩容的老年人口规模，即便将在2035年突破4亿、在本世纪中叶突破5亿，却仍未得到当下主流社会的充分重视与关切。鉴于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重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推动“适老化”理念跃居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和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原则之一，对今后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把健康老龄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等一系列实践，发挥着长期指导作用。

从理念渊源来看，“适老化”出自国人对西方设计学术语“elderly-orientation”的转译，该术语是联合国于1974年提出的“无障碍设计原则”（Barrier Free Design）在代际关系范畴的应用，主要内涵是：要求专业设计人员为人工物制订标准化的使用方法时，考虑到老年用户的感知、操作、自卫能力会随着身体机能一并退化，进而有意促成人工物与老年用户的心理、生理需求达成高质量的协调、融通。和国际社会相比，国内社会对适老化理念的关注较为滞后、被动，相关议程明显依靠官方政策的导向实现渐进拓展。在传达国内主流话语的《人民日报》中，“适老化”至201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才被首次提到，随后5年间仅出现38次（且有15次被用于替保利集团、泰康集团宣传房地产项目的新闻通稿），至2018年末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老有所养质量”后，“适老化”才真正得到相对严肃且逐步升温的讨论。这充分说明：适老化理念虽在晚近被国内主流话语体系赋予了重要的指导地位，但很大程度上以讨论薄弱、仓促应景的政策热点形态存世。方此之际，国内学界作为深受政策牵引但对政策落实发挥着纠补、辅助功效的关键场域，其能否在政策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审慎、反思的态度，能否凝聚集体智慧去完善、深化政策制订者对适老化的理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本文试图秉持开放的、批判性的跨学科视角：（1）运用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法搭配文本细读法，梳理、描摹、诠释国内现存适老化研究的知识图谱；（2）依据知识图谱，分析国内适老化研究有何发展趋势；（3）反思上述趋势暴露了哪些问题，它们能对国内未来的适老化政策提供哪些启发。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为了使本文聚焦国内适老化研究的核心论域，在中国知网知识资源总库收录的中文期刊范围内，选择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和中国科学引文（CSCD）数据库”作为样本数据的资源池，这有利于跨学科梳理适老化研究的完整知识图谱。

考虑到部分文献或采用同义转述、替换的方法讨论适老化，在中国知网针对以上三大数据库的高级检索栏内，设置“主题 = 适老化”，开启“同义词扩展”选项，提取2024年11月前出现的全部文献数据（样本量=529篇），导入CiteSpace6.3R1清洗涉及重复发表的文献，得到有效样本量为513篇。

（二）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借助CiteSpace实施文献计量法，全面分析经过清洗后的有效样本。该软件调度Java编程语言，对文本挖掘结果进行数学统计、可视化呈现，采取共引分析（co-citation）、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策略，紧扣某研究主题下的文献数据，厘清其结构属性、普遍规律和演变过程的转折点，由此为这一研究主题绘制能反映共时性特征、历时性发展机制的知识图谱。不过，鉴于CiteSpace偏重从宏观尺度勾勒特定领域的概貌，较难深入代表性文献的历史语境去理解具体观点，所以本文同步援用文本细读法，诠释、反思被引量、下载量较高的代表性文献，从微观尺度为知识图谱增补更丰富的语境信息。

三、研究发现

（一）研究阶段划分

从图1的发文量增长幅度来看，国内适老化研究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2011年—2019年是起步期。发文量增长曲线呈现平缓的波动爬升趋势，年均发文量只有13.8篇；2020年以来是高速增长期。不考虑2024年11—12月的文献数据尚未进入本文撰述过程的时间区间内，近5年的发文量增长曲线呈现陡峭递涨趋势，年均发文量激增至88.6篇（约为2020年前的6倍）。这印证了适老化理念在国内学界是晚近方才赢得充分关注的研究对象，相关文献集体暴露“追热点”色彩。

为了进一步探查国内适老化研究在两个阶段是否存在关注焦点差异，对已收集的全部文献进行关键词的历时性分析。在CiteSpace中把时间切片方法设为：从2011年1月到2024年10月，每年为1个切片。把有待分析的节点类型设为“关键词”，把节点筛选标准设为“top10”（在各时间切片内，选出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0个关键词）。把节点的链接强度测量算法设为“cosine”，把节点的网络裁剪算法设为“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由此，得到193个节点、315条链接组成的密度为0.017的关键词历时性分布网络（图2）。

据图2不难发现，国内适老化研究的核心关键词“适老化”“老年人”“老龄化”和“居家养老”均出现在起步期，但只有“适老化”保持着迄今不衰的讨论热度。国内适老化研究进入高速增长期后，“数字鸿沟”成为热度飙升的关键词，随之涌现了“数字贫困”“数字包容”“数字素养”“智慧养老”“智能手环”“绿色智能”“智能控制”“数字时代”等大量与数字技术联系紧密的关键词，乃至让“老年人”这一描述人口类型的关键词急遽转变为被“使用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身份形态的“老年用户”。

显然，国内适老化研究在起步期，立足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基本国情，围绕“9073”（90％的老年人依托家庭成员照护，7％的老年人在社区接受照护服务，3％的老年人集中入住养老服务机构购买照护服务）养老模式下因地而异的居家环境去讨论适老化理念；在高速增长期，则倾向把养老问题嵌入数字化生存框架，围绕数字技术和相关产品讨论适老化。所以，本文把国内适老化研究的起步期称作一般意义上的“适老化研究阶段”，把高速增长期称作“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据此分期考察、对比国内适老化研究演变的知识图谱。

（二）适老化研究阶段（2011—2019）

本阶段，国内适老化研究文献共计74篇。对后者进行学科归属分析发现：把7篇同时处在2个及以上学科的文献考虑在内后，建筑科学与工程（47篇，占比58.2%）、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13篇，占比16.05%）承接了适老化研究的主体任务。其中，建筑科学与工程占据了整个领域内的绝对多数比重，说明本阶段的跨学科研究呈现工科主导、应用性为先的局面，受政策的影响有限。

2011年10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燕珉、王富青发表于《现代城市研究》的调查报告《“居家养老为主”模式下的老年住宅设计》，可被视为国内适老化研究的开创之作。该文论证了居家养老为何既符合发达国家的百年适老化探索经验，又符合我国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照料支出领域承受巨大压力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批判了国内城市治理者对适老化理念不屑重视、理解肤浅、照搬国外模式的现象。上述观点在随后8年间被引量位列前5名的经典文献中，遗留了深远回响，但其对“老”的理解亦得到了后续文献调整（表1）。

本阶段的国内高被引文献呈现五大特征：

一是以空间为研究视角，把家庭内相对微观的住宅空间作为讨论适老化的焦点，兼顾家庭外相对中观的社区公共空间。

二是强调运用先进技术，但不聚焦特定产品，而是针对具体空间环境，具体分析需要布局哪些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和环境要素结合起来，作为整体性的基础设施考察。

三是把适老化之“适”，理解成作为客体的住宅和社区空间，在设计师控引下，向作为主体的居民学习生活习惯，通过改变自身构造去呼应居民诉求。

四是逐渐不再按绝对的年龄数值去理解适老化之“老”，而是把“老”的内涵拓宽，泛指一切缺乏自理能力的弱势群体，其外延可包括60岁以上群体、残障群体、儿童，以及终将随年龄增长而递减自理能力的当代中青年群体。

五是依据四，逐渐把适老化从一种针对60岁以上群体的设计理念，拓宽为一种普适设计理念。

在高被引文献外，为描摹本阶段的研究总体上有何结构性特征，向CiteSpace导入2011年—2019年的全部文献展开网络分析。把用于网络分析的节点类型设为由各文献主干内容抽绎出的“关键词”，把节点筛选标准设为“top10”，把时间切片设为每1年。随后，把节点链接强度测量算法设为“cosine”，把节点网络裁剪算法设为“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得到129个节点、197条链接组成的密度为0.0239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3）。

由图3可知，“适老化”“老年人”对共现网络的支撑作用最显著，此局面和前文互相鉴照后表明：尽管高被引文献愈加倡议把适老化拓宽为内涵、外延相对泛化的普适设计理念，但这种倡议仅开启了一种趋势，未深入人心，因为以生理年龄绝对值为标准划分出的“老年人”，仍是该领域在实际操作中最受关注的群体。不过，多数文献和高被引文献不无相似地秉持空间视角，围绕家庭（或居家环境、老年住宅等类似概念）和社区（或住区、居住区、退休社区等类似概念）结成的空间体系，探讨如何让室内外环境经过“交互设计”“感官代偿”“意念社区”“空间监护”等策略的改造，充分响应老年人的空间需求，为老年人营造舒适的生活圈微环境。

虑及共现网络偏重微观展现关键词间的交互关系，难于系统归纳它们被研究者整合成了哪些重点论域，故需开展文献聚类分析。选择CiteSpace以“关键词”为标准的“all in one”聚类法，得到图4中的5个主题。

首先，“老年人”“居家养老”与“适宜性基本户型单元”紧密关联，说明本阶段的国内文献在讨论适老化策略时，强调以人为本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者侧重针对不同个体、群体的需求，分类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住宅空间规划。须强调，“适宜性”凸显了设计方案和技术装置不是越精致、越时髦就对老年人越“好”，因为很多时候，被主流社会赋予“落伍”或“技术含量低”等标签的居住模式，反而最贴近老年人真正向往的生活。设计者若秉持进步主义预设，居高临下地鼓动、强迫老年人在生活方式上“吐故纳新”，就会以貌似为老年人好的姿态，生产出炫技有余、适宜性不足的伪适老化空间。

其次，“乡镇社区”主题能赢取特别关切，说明本阶段的国内文献意识到了适老化研究的考察焦点，不应完全视各地老龄化率的绝对值而定。因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虽在全国领先步入老龄化门槛，且拥有总数远超一般城市的老龄人口，但其养老设施的可近用程度、服务质量也优于全国多数地区。与之相比，欠发达地区的基层乡镇，更能反映中国社区适老化发展的真实状况，也更需要得到学界的深入调查、帮助。

最后，“质性研究”主题和其他主题的并列关系，说明本阶段的国内文献，虽主要出自建筑学，但未流于单向度崇拜测绘数据、计算公式组成的抽象研究方法。多数学者跨越学科边界，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踏勘本土基层社会，试图发掘一手经验材料，弥补大规模问卷调查和数学建模的不足。

（三）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2020—）

数字适老化范式重构传统适老化范式以来，国内文献共439篇。对后者进行学科归属分析发现：把177篇同时处在2个及以上学科的文献考虑在内后，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150篇，占24.35%）、建筑科学与工程（104篇，占16.88%）仍是保持主导地位的两大核心学科。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文献增加1053.8%，反超建筑科学与工程文献，抢占整个领域内的相对多数比重。这说明本阶段的研究，比此前更显著地受到官方政策影响。同时，工业通用技术及设备、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社会学及统计学、人口学与计划生育等学科，比此前更积极地参与讨论，强化了整个领域的跨学科色彩。

本阶段，被引量位列前5名的经典文献中，只有第4篇和建筑学尚存一定关系。这反映了传统适老化范式发展的研究趋势，在晚近已被很大程度调整（表2）。

本阶段的国内高被引文献呈现四大特征：

一是以产品为研究视角，把微观的智能终端界面作为讨论适老化的焦点。

二是把智能终端本身当作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即数字基础设施）重点关注，相应减少对其他基础设施适老化问题的讨论，同时强调自上而下统一推广智能终端适老化设计模式。

三是把适老化之“适”，诠释为双向适应：不仅要让数字基础设施改变自身构造去照顾老年人诉求，还要让老年人积极接受数字反哺、学习数字素养，跟上数字基础设施演化节奏。

四是倾向把适老化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出生年代造成的数字鸿沟，即代际数字鸿沟或数字代沟。

在高被引文献外，为描摹本阶段的研究总体上有何结构性特征，向CiteSpace导入2020年1月—2024年10月的全部文献展开网络分析，得到79个节点、122条链接组成的密度为0.0396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5）。

 由图5可知，“适老化”“老年人”仍对共现网络发挥着支撑作用，但“老年用户”的中介中心度逼近“老年人”，说明本阶段多数文献和高被引文献相似地秉持产品视角，从主要在生理年龄意义上理解老年人，转向了围绕数字技术产品、生理年龄这两个变量界定老年人的身份特征。相应地，适老化不再被视为纯粹的公共服务、公益事业，而是被理解成和数字时代的银发经济紧密相关的“用户体验”。此外，“智慧养老”的中介中心度超越了2020年前作为核心枢纽的“居家养老”和“社区”，说明本阶段多数文献，减少了考察老年用户线下生活空间的环境因素，偏向从数字产品界面考察：某个或某些产品有哪些内在技术逻辑，通过促进老年用户“数字融入”，推动适老化；或通过制造、加深老年用户和其他年龄段用户间的“数字鸿沟”，阻碍适老化。由于“数字鸿沟”概念本身蕴含“技能沟”义项（因缺乏数字素养而无法实现数字融入），故本阶段多数文献深受双向适应原则影响，强调老年用户自身要对推动适老化进程有所作为。

为了进一步考察关键词被整合成了哪些重点论域，对本阶段所有文献采取聚类分析，得到图6中的5个主题。

首先，“数字鸿沟”和“老年用户”主题紧密关联，说明代际数字鸿沟理论对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产生了深刻影响。多数学者倾向于关注老年用户如何通过提升数字素养，便捷消费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从而摆脱数字贫困，跨越数字鸿沟，实现数字融入，赢取数字包容。

其次，“交互设计”主题凸显了前文多次提到的双向适应原则。这说明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多数学者更重视积极老龄化战略的“积极”意味，力求消除老年用户退隐、逃避、断连数字生活的可能性。

最后，“适老化设计”和“养老设施”主题紧密关联，说明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的重点设计对象，已经被精确化（或者说简化）为数字基础设施硬件，不再是包含多元异质要素的住宅-社区环境。这印证了整个领域的研究视角从空间转向产品。

（四）小结：两个研究阶段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文献计量得出的知识图谱不难发现，国内适老化研究阶段、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一以贯之的联系，表征于下列四个维度：

一是在研究对象维度，都紧随本土社会的老龄化演变趋势，关怀60岁及以上人群。

二是在研究路径维度，都不断增强跨学科交叉特征。如此虽导致建筑、政治、医学、社会学等学科话语陆续加入讨论，但正如本文第二章第二、三节的学科归属分析证明的那样，“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建筑科学与工程”始终主导着适老化到数字适老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换言之，两个阶段始终由政策、建筑工程实践经验这两大核心话语资源共同塑造，其他学科话语普遍调用核心话语资源并接受其影响。

在此须强调，两个阶段的政策、建筑工程实践经验都在“环境设计”层面上，呈现出明显的对话意识。适老化研究阶段，立足政策话语的研究，重在提出宏观规划去引导环境设计（如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宜居环境》章节扶持家庭无障碍设施、探索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适老化城建战略、跨区域协调改造社区和居家养老环境等）；立足建筑工程实践经验的研究，侧重把宏观规划操作化为具体设计方案。至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政策、建筑工程实践经验的对话过程较此前增添了冲突特征，因为立足政策话语的研究对“环境设计”的理解，更细化地落在“媒介环境设计”上，愈发热衷干预智能终端和APP界面的设计方案；但立足建筑工程实践经验的研究，倾向在住区空间智慧化、多层次生活场景应用智慧技术、智慧应用程序耦合社区适老场所营造（place making）等语境中，回应政策话语对媒介环境设计的要求，并不希望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太过微观的智能终端和APP界面。

三是在对策建构维度，都偏重围绕技术装置为主的硬基础设施讨论设计方案，兼顾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互助制度为主的软基础设施。

四是在价值立场维度，都秉持人道主义，尤其提倡中、青年世代反哺老年世代。

不过，因为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的知识图谱出现了范式转型迹象，所以，相较于它和适老化研究阶段的联系，双方的区别更值得被重点探讨。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区别堪称显著，但并不代表双方截然断裂乃至毫无可比性，理由如下：

首先，两个阶段的理论基础都属于广义的“人-环境互动理论”（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Theory）范畴，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取向上。“人-环境互动理论”反对文化决定论预设环境是社会行动背景、受“纯粹的”社会意识支配，同时反对环境决定论预设社会意识、行动都被“物质规律”安排宿命，转而强调人从产生意识到取得行动效果都离不开环境引导/阻挠，同时任何环境在当代“人类世”都很大程度带有社会建构性，据此将人与环境的关系有机统筹于双向互动中来认知、评价、干预。在适老化研究阶段，以建筑师为代表的研究者诉诸“大环境”取向，把老年生活空间覆盖的自然景观、建筑物、社会活动、技术产品等要素都视作环境，强调它们交织一体，通过因地、因时而异的多元触点与老年人互动。但在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管理精英导向的研究者诉诸“窄环境”取向，把技术产品中最直接与老年人具身互动的数字产品（尤其是需要手指频繁点击的手机）视作环境。这两种取向导致研究者考量“互动”的视角发生分野。

其次，两个阶段各自的发展过程，呈现为共生、并进中的“此起彼伏”而非“此消彼长”——不存在严明的前/后、取代/被取代关系。数字适老化研究的核心议程，其实在适老化研究阶段已经浮现。恰如关键词历时性分布（图2）证明，早在2016年前后，“智能产品”“交互设计”“产品交互适应性”就产生了一定热度，只不过往往被研究者融入有关“既有建筑”“风景园林”“空间体系”等“大环境”要素中去综合讨论。但这些议程在2020年后的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迅速获得被单独聚焦的优先地位，比其他“大环境”要素吸引了相对更多的关注。同时，两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均由政策、建筑工程实践经验共同塑造，但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在没有颠覆上述“共同塑造”局面的条件下，对政策话语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此外，两个阶段的创新方向，都是力图破解“适老化是谁如何适应谁”这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但因为前文提到的研究取向差异，适老化研究阶段的研究者回答该问题时，侧重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数字产品的）环境要素适应任何会变老的人，把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社交模式创新、政商关系创新等活动搭配起来制订对策；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的研究者回答该问题时，侧重要求数字产品与当代老年人彼此适应，主要靠产品创新活动（尤其是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创新）制订对策。

所以，适老化研究阶段、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堪称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后者以前者为母体，继承了前者的诸多宏观特征，但选择性地抽出前者的部分要素加以特别凸显，让自身与前者产生区别。下文从四个维度详析这些区别（表3）。

总体来看，上述区别反映了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的文献，在有意识地对适老化研究阶段的历史局限做出调整。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调整也或多或少衍生了“矫枉过正”问题。

首先，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的文献，普遍把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地、具体地操作化为“40后—60后”，这一方面避免了用户画像泛而不精，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回应“40后—60后”在当下被“养老难”造成的燃眉之急。但是，由于中国仅用23年就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耗费100余年实现的中度老龄化水平，已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少数国家之一，且将在2054年达到40%以上公民皆为老年人的局面，这使研究者把学术资源向“40后—60后”过度集中之举，会限制研究的想象力——相关理论成果或许在晚近尚有较强解释力，但在“70后—80后”加入老年群体时（距今只有5—15年），很可能因不合时宜而变成阻碍适老化的因素，毕竟，这些理论成果一旦以制度化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并被行政权力强制执行，会极难得到更改。例如，数字适老化研究信奉的代际数字鸿沟理论，习惯将“40后—60后”界定为“数字难民”，并将“80后”界定为自幼精通数字技术的“数字原住民”，但缺乏远虑地忽略了数字技术的高速迭代，会让“80后”在老年阶段不仅要面临其原有数字技能的贬值，还要遭受更多新技术制造的更复杂、更繁琐的新问题。如果数字适老化研究制订的技术标准预设“80后”无需得到特别考虑和关怀，就很难灵活招架这些新问题。

其次，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对最新政策动态和管理学路径的倚重，使相关文献很大程度摆脱了“为学术而学术”或“追求新理论/新概念”的情结，转而以更高的效率、更务实的作风去集中资源应对当务之急。但此举也让相关文献倾向于维护、增进政策和决策的全局控制力，热衷秉持技术解决主义提出顶层设计，从而一方面削减了深入基层社会调查、理解、揭露、批判政策局限性的积极立场，一方面更容易单向度地把经过适老化改造的智能终端，当成功能强大的社会治理工具，由此选择性忽略这些产品也潜藏失控风险。

此外，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的文献主要以产品为视角建构对策，促进了学界、企业合作，利于缩短适老化设计理念被实践落实、检验、调适的周期，而且利于企业及时解决服务老年用户的痛点，带动数字银发经济繁荣。但是，正因为产品视角过度关注微观尺度的智能终端硬件，非常容易机械地考察智能终端，忽略后者仅是数字基础设施从供给侧延伸至需求侧的落点，它的运作和演化，离不开终端界面背后一系列跨越多级尺度的制度、技术、社会、文化驱动力。此外，产品视角还容易脱离智能终端嵌入的具体应用环境，去抽象地谈论所谓“全国统一”的适老化设计标准，忽略后者是否、如何根据不同应用环境的特殊性做出调整。所以，同产品视角相比，适老化研究阶段依托的空间视角虽说对前沿的智能终端发展潮流把握不够，但更能避免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做到全面地、因地制宜地考察适老化改造所需依靠的多元异质要素。

最关键的是，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的诸多文献，采取双向适应原则重构了适老化理念内涵，和上一研究阶段相比，不仅突破了视人为主体、视技术为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还更善于调动老年用户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促进老年用户不再以“等、靠、要”的心态对适老化改造坐享其成，而是自觉运用数字素养，与数字基础设施缔结交互主体性、迈向共同演化。不过，双向适应原则潜藏了一个漏洞——简化甚至忽略老年用户和数字基础设施各自适应能力的巨大差异。数字基础设施拥有海量数据资源和技术精英操作的伺服系统，凭借智能算法，可做到轻而易举地洞察、满足任何老年用户需求。但国内老年用户的群内差异悬殊，少数发达城市的老年用户能比较顺畅地保持自身的数字素养和数字基础设施同步迭代，多数欠发达城镇和乡村的老年用户则普遍在空巢状态下因缺乏社会资本、地区政策红利和自身学历加持，难以习得足以适应数字基础设施的高阶知识。这些城镇、乡村老年用户，显然需要数字基础设施放慢迭代速度、提供更多公益服务和特别关照，而不是相反。政府、企业对他们的态度，或许更应借鉴建筑师群体在适老化研究阶段倡导的单向适应原则，以防他们本就沉重的认知与行动负担被技术迭代反复放大。这就需要进一步改变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多数文献过度强调政府、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精英主义立场，避免用貌似激活老年用户主观能动性的修辞，强迫老年用户无差别地接受政府、企业期许的生活方式。

四、数字适老化研究反思

（一）数字适老化研究的政策动力评析

总览全文对一系列知识图谱的描摹可以看到，方兴未艾的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虽用不到5年衍生了远超适老化研究阶段的文献量，并带动数字银发经济的“新蓝海”涌现，但其从研究对象到价值立场等诸多维度暴露了片面发展的问题，未充分继承适老化研究阶段可资借鉴的学术遗产。这和数字适老化深受官方政策塑造的发展逻辑有直接联系。尽管知识图谱提供的直接证据显示，这些政策主要是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的精准防控政策，但深究其源不难发现，后者只是数字适老化兴起的必要条件：他们偏重“一事一议”的应急色彩，难成为全面孵育新治理范式的充分条件——在他们把适老化推向质变时刻之前，电子政务、智慧城市政策在更长周期内发挥了积蓄量变的作用。

自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政府上网工程”在1999年启动电子政务，不到3年就把养老保险纳入全国统一公共服务平台支撑的“金保工程”，并在随后10年间用网格化管理平台、电子病历平台、社区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等工程不断吸纳居家陪护、健康监测、应急救助等其他构成养老服务的关键要素。至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并将其作为“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方向，这使原先基于电子政务的养老服务开始由政府、技术商协作提供，并随着中国城镇化率跃升，向更广范围扩散。在智慧城市政策全面推行的7年中，以云、网络管路、智能终端为核心构件的数字基础设施深度渗透基层空间，对多数公共服务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的包揽力度，对群众日常生活发挥“所到之处皆媒介”的干涉效果，这让各类养老服务的提供愈发倾向以“智慧养老”的形态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展开。例如，至新冠疫情暴发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大力提倡借云计算、大数据、便携式智能应用“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亦倡导借数字基础设施“打造覆盖家庭、社区和机构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网络”，等等。

正因智慧城市政策长期为养老铺垫着数字化运作轨道，才得以使新冠疫情暴发后以精准防控政策为引线，全面触发数字适老化转型的局面能够“水到渠成”。2020年4月，随着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与服务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指导方案》，精准防控政策成为社会治理常态，迅速带动衣、食、住、行、娱、教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向赛博空间转移，促使健康码、通讯大数据行程卡、电子核酸证明等靠智能终端承载的数码物，变成决定公民能否加入社会生活的唯一凭据。此举充分利用各地智慧城市已经布局的数字基础设施条件，把原本仍被渐进、相对审慎普及的数字化生存模式超前压缩执行进度，导致众多以“40后—60后”为主的老年人还未被相关配套措施安置妥当，就不得不直接“跃迁”为智能终端用户，由此面临空前严峻的数字排斥问题，倒逼宏观决策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密集出台《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关于进一步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等十余份文件。决策层迫于“动态清零”形势，一改智慧城市政策在此前逐步吸纳养老的做法，仓促确立了以产品为视角、以应急补救产品负外部性为目标的运动式治理体系，用行政手段动员学界朝着上述体系倡导的方向集中考量，从而加速扭转了适老化研究阶段自2011年起自主发展出的学术脉络，造成数字适老化和适老化两个研究阶段间本应存在的稳健衔接关系被明显弱化乃至割裂。

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在2022年末被大幅改变后，其所遗留的历史惯性迄今仍然强劲，这使得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并未真正走出自身被运动式治理体系造成的片面性，尚难认真讨论如何对待适老化研究阶段的学术遗产、如何结合后疫情时代的新世态和新挑战调整议程，重新思考适老化的理念内涵等问题，这些都有必要得到后续研究者的重视与回应。

（二）数字适老化研究突破局限性的可行方向

针对数字适老化研究在最关键的价值立场维度潜藏的问题，本文提出“数字消极自由”和“无条件透明性”概念，作为双向适应原则的补充性和规制性原则。

消极自由指个体或群体享有具备下述特征的行动领域：“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换言之，“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消极）自由也就越广”。消极自由区别于积极自由，后者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个体或群体在理性自我（“那个算计并旨在使我长期得到满足的自我”）的严格自律下，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目标，然后摆脱经验习惯、欲望冲动、“低级”本性、即时满足等非理性自我的束缚（具体表现形式是“盲目”或“无知”地遮蔽上述目标），去主动追求上述目标。据此反观本文得出的知识图谱不难发现，数字适老化研究阶段倡导的双向适应原则，究其根本可被称作“数字积极自由”：研究者把“积极适应数字基础设施”，言说为老年用户“真正需要”的、合乎长远利益的理性目标；把“反感或拒绝适应数字基础设施”，言说为老年用户被陈腐经验、思维惰性施加的非理性束缚，进而鼓动老年用户不断提高数字素养，把自我从“落后”“懵懂”状态解放出来。这种修辞充斥着“为老年用户好”的脉脉温情，但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无视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愿望，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长此以往，数字适老化研究不仅可能让自身蜕变为帮企业强迫老年用户加入数字市场的商业公关，还可能阻碍数字基础设施形成完善的功能体系，毕竟真正成熟的基础设施需要发展出平静、谦逊乃至默默无闻支撑用户日常活动的“透明性”，而非不断叨扰用户把原本可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提升数字素养”这项单调的任务上。当数字基础设施虽获得大规模普及，却仍把持续增加用户的认知与行动负担，作为提供“透明性”服务的条件时——它只能是流于“表面工程”或“形象工程”并因此有名无实的基础设施，终究无力化作嵌入整个社会的后勤型媒介。

所以，数字适老化研究亟须改变双向适应原则之中现存的中庸论调，督促数字基础设施越来越接近无条件透明性。此一透明性呼应着适老化研究阶段萌生的普适设计理念，但更加明确地要求数字基础设施在其演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无论对那些精通数字技能的人群，还是对那些正在发生数字技能折旧的人群（即广义的老年用户），都务必提供同等无障碍水平的用户体验。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对数字基础设施主动适应老年用户的程度提出了更高标准，即：数字基础设施不可再把“更新硬件性能”作为自身每次迭代所要完成的唯一使命，而是要把“识别本次迭代造成的技能折旧人群”和“针对技能折旧人群增设补救方案”也奉为迭代使命——只要它们悬而无解，“更新硬件性能”便无合法性前提，相关硬件纵已研发成熟，也不可立即推广。

那么，如何确保数字基础设施不在政商权力牵引下偏离无条件透明性？这就凸显了将维护数字消极自由作为双向适应原则根基之必要。本文认为，数字消极自由指的是允许任何人在高度数字化的空间环境中，保有下列行动领域：即便缺乏或不愿习得使用数字基础设施的技能，仍可维持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这种行动领域的本质，可被定义为支持多元化媒介曲目单（media repertoires）共生的媒介合奏（media ensemble）。媒介曲目单是个体在其可以近用的所有媒介的范围内，紧扣自主感知到的需求，通过持续的日常实践自发筛选、检验出来的一组最常用的适宜性媒介；媒介合奏是个体生存其中的社会空间，为个体实际提供的所有可以近用的媒介。服膺数字积极自由原则的精英，习惯秉持家长制作风绕开民主决策，把他们单方面认为“过时”“对群众缺乏价值”的媒介逐步剔出媒介合奏，导致后者丧失让个体灵活选择异质媒介、在连接-反连接之间安排自己如何“摇摆”的多种可能性，造成所有个体的媒介曲目单不得不趋向同质化。相反，数字消极自由原则旨在扭转上述局面。一方面，这一原则需要政府降低对电子政务的依赖程度，在恪守宪法、法律的前提下出台专门政策，为数字基础设施代理其供给公共服务的范围，厘定灵活变化但明晰具体、易于调整、易于被监督问责的边界。另一方面，这一原则需要企业秉承适老化研究阶段产生的全年龄段普适设计理念和空间视角，确保数字基础设施朝着加速降低而非巩固、增添使用门槛的方向迭代，直到实现让自身真正消隐于日常生活、因地制宜地尊重多元用户习惯、能被任何用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环境智能效果（ambient intelligence），进而落实无条件透明性。

由此，“数字素养”将不再以全民必修课的面貌存世——任何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原理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选择学习数字素养；任何热爱数字极简主义、厌恶计算机文化、留恋复古生活方式乃至反理性宗教习俗的人，都可以拒绝学习数字素养，并按需组装低度数字化、非数字化、反数字化的媒介曲目单，且不会因这种选择本身而被施加“数字难民”的污名，或遭遇社会系统的结构性排斥。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能避免数字适老化“变成一道以关怀为名的藩篱，将所有老年人不加区分地圈入其中加以规制”，才可能让人与数字基础设施消弭主客二元关系的后人类社会，不至于滑向反人类社会。

（三）传播学有望对数字适老化研究作出的贡献

如前文所述，政策、建筑工程实践经验迄今仍旧共同主导着国内数字适老化研究，让其他学科普遍依附在整个领域的边缘。但由于当下这两大核心话语分歧加深，它们愈发难像2020年前那样通过充分对话去交相辅助、协力推动整个领域发展。方此之际，本土传播学或许可以凭借其发生“基础设施转向”后形成的老龄传播研究成果，在政策、建筑工程实践经验之间调节分歧，为数字适老化研究作出更多的理论贡献。

第一，“基础设施转向”让传播学把基础设施放在媒介理论的核心位置，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应被广义地理解为一系列中心、节点、线路和终端构成的网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数字化环境——所以，它的适老化必须兼顾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性与公共性，“将彼时彼境与此情此景相结合，而非进行孤立的、点对点的分析”，“避免将技术或老年人视为单一、孤立和固定的实体”。上述进路扭转了老龄传播研究兴起之初仅仅从手机和微信操作技巧等层面理解适老化的传统，转而和建筑工程实践经验的“大环境”取向产生更多共鸣。传播学若能积极联合建筑学开展更深入的对话，有利于赓续适老化研究阶段被迫中断的学术脉络，纠补晚近政策话语把数字基础设施简化为智能终端的惯习，推动数字适老化研究不再过窄地聚焦产品视角的媒介环境，而意识到数字基础设施为老年人营造的媒介环境，早已溢出被手机屏幕框定的“赛博空间”，它从宏观到微观尺度覆盖了以虚-实共生、人-物交融为特征的整个生活空间。

第二，传播学在“基础设施转向”后对数字基础设施形成的广义理解，克服了现有数字适老化研究太过片面的技术驱动思维，充分觉察物理空间与具身实践在数字赋能中不可或缺、不容轻视的作用，强调“鉴于‘离场性’是数字接入的固有特征，它往往不是也不应该是老人尝试再社会化时的首要选择”，“营造一个对老年群体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更为友好的基础设施与语言环境，尊重‘断连’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此类观点其实和前文呼吁的“数字消极自由”原则颇富共鸣，有利于纠补晚近政策话语把“促成老年人积极适应数字产品”等于数字适老化“唯一解”的迷思，有望破除数字适老化研究“强迫老年人自由”的家长制症结。

第三，通过“基础设施转向”，传播学初步实现对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的基础设施研究的融合互补，形成了同时注重批判性、实践性、物质性的思维方式。后者已经促成部分老龄传播研究者觉察到，大量数字适老化改造工程表面宣称靠驾驭技术完成数字包容，实际有意误导公众忽略这种“包容”的底层逻辑远不止于物理意义的“接入”——它已被资本挪用为一种“吸纳”手段（subsumption），它之所以主动扫清老年人和数字产品间的传播障碍，深层用意是助推老年人卷入银发市场、充当平台资本主义的流量劳工。此类反思有利于推动数字适老化研究，克服政策话语、建筑工程实践经验话语的一项共性问题——把数字适老化改造预设为从人道主义意向出发的“好”事，忽略相关的技术解决方案在“物”的表象下，潜藏着非正义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

总之，若本土传播学充分利用“基础设施转向”带来的比较优势，更积极地参与数字适老化研究领域的跨学科争鸣，或有可能超越政策、建筑工程实践经验这两大话语体系，使自身从该领域的边缘迈向中心。

五、结论

本文综合文献计量、文本细读法，对中国三大引文数据库内以适老化为主题的513篇文献描摹知识图谱。由此，发现适老化研究向数字适老化研究转型的趋势，指出两个阶段在“环境设计”层面存在对话意识，理论基础都属于广义的“人-环境互动理论”范畴，发展过程表现为共生、并进中的“此起彼伏”，创新方向都是力图破解“适老化是谁如何适应谁”的问题。但是，双方因研究取向差异而在四大维度发生裂变，且让数字适老化研究暴露出诸多局限。随后，本文反思了上述状况在怎样的政策动力下出现，如何突破局限，以及如何通过汲取传播学“基础设施转向”的理论结晶，实现进一步发展。

作为一项综述性研究，本文并不侧重对策建构。因此，如何把数字消极自由原则嵌入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工程，如何推动改造后的数字基础设施趋近无条件透明性，有待未来研究根据实践经验深入探索。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时刻警示彼此：以人为本构筑人-技共生关系，“维护作为人所特有的主体性，以保护自身权利不被侵犯，以保证自己仍旧是自由的个体”。